以前在上課的時候聽老師提：天安門事件當下的處理方式，決定了中國的走向直至今日。也說過他們圍繞著人權探討的方針：持續地試探並建立中國人民心中最低的保全自我的限度，並逐步把那標準降低，鞏固政權。我在下面聽起來，覺得這是一種悲哀的特色。

中國文化以集體為礎，同時有著根深柢固的自剝削意識，台灣也是，我認為中國的權力控制方針會成功，就是因為認清了華人的性質。牽涉群體的事情於我們所在的亞洲，如同量身訂做的、擺弄地域文明特色的遊樂園。

或許我們在期待一些倚賴運氣的事情，某些人視海棠案為一個中國顛覆的轉機，中國中央的地方仇恨轉嫁也在經濟等現實因素下漸漸失靈，等等的。不過，一次次的事件，證明了人民－我想一定包括台灣人，可以被自我壓迫、恫嚇與踐踏到極扁的程度。

要在媒體壟斷的前提下看清局勢是困難的，要做到，理性只是一個基礎前提。或是…… 用意識形態去相信，減輕自己的痛苦，這樣做也符合政權的期待。

我相信苦難的全球性。能力不足，把這些令人憎恨的事簡單歸咎於人類對於權力的中毒渴望與幼稚擺弄。儘管把權力說成是必要之惡或許有它的道理，但聽起來更像久遠以來的、縱慾又不想負責的藉口。

原罪這詞說起來是多麽輕